華為創始人任正非認為，華為外籍員工也是懂“以奮斗者為本”的核心價值觀的，他說：

外籍員工的核心價值觀與我們的核心價值觀并不矛盾。你把這個話變成“你想不想多拿錢？”“想。”“那你多干活好不好？”“可以。”，OK就是這樣了。以奮斗者為本其實就是多干活多拿錢，不矛盾不沖突。我們想講的一些道理，西方員工照樣能接受，員工想多休息，少拿一點就行了，如果想多拿一點那你就奮斗，這兩個價值觀沒有沖突。

當任正非用一句近乎“大白話”來解釋其核心價值觀時，“以奮斗者為本”這個聽起來充滿東方集體主義色彩的口號，被還原成了一個全球通用的樸素交易。這番解釋，乍聽之下是實用主義的極致，似乎將一切復雜的文化與哲學差異都消解于無形。

但任正非緊接著的另一段話，卻揭示了這“簡單”背后更深邃的思考。他認為，西方員工因其宗教與哲學傳統，對這類問題的理解可能比我們更深刻，并希望通過哲學學習，為習慣了標準答案的中國員工“犁松思想的土壤”。他說：“哲學來自于宗教，在西方宗教的氣氛很濃烈，西方對哲學問題的認識比我們深刻，我們認為中方員工比外籍員工要幼稚一些，所以希望中方員工先學。我們學一點哲學，目的是把自己的思想犁松，我們的土壤太板結了。華為公司絕大多數的高中級干部是學工科出身的，學文科出身的人思維方式是平面的，沒有立體結構；學理工的人有立體結構，對事物的理解很深，但缺點是很死板。我們學了半天就是要把理工科的人思想犁松一些。”

這引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：任正非的自信從何而來？“多干活多拿錢”的邏輯，為何能讓不同文化背景的外籍員工，尤其是西方員工，不僅理解，甚至能夠深度認同？答案或許就藏在西方文明的“文化基因”里。任正非所說的“奮斗者”，在西方世界其實有著早已根深蒂固的哲學根基。

01

新教倫理與奮斗的內在驅動力

當我們檢索西方關于“奮斗”的思想源頭時，馬克斯·韋伯在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中的論述幾乎是繞不開的界碑。韋伯精辟地指出，新教，特別是加爾文宗，將世俗的職業勞動提升到了“天職”（Calling）的高度。

在這一觀念下，努力工作、創造財富不再僅僅是為了滿足個人欲望，而是榮耀上帝、證明自己是“上帝選民”的方式。懶惰是可恥的，而系統性、理性、不知疲倦的奮斗，則是一種近乎神圣的道德義務。這種思想將個體的奮斗與一種超越性的價值和終極意義緊密相連。

任正非的“多干活多拿錢”，表面上看是物質激勵，但其背后“以奮斗者為本”的內核——即通過個人努力實現價值、獲得承認與回報——恰恰與這種世俗化的“天職”觀念不謀而合。對于一個成長于德國、美國或北歐等深受新教倫理影響的文化環境中的員工而言，“奮斗”本身就帶有一種內在的、不言自明的正當性。他們或許不會用“奮斗者”這個詞，但他們理解“敬業”（Professionalism）、“責任”（Accountability）和“成就驅動”（Achievement-driven），這些詞匯共享著同一個精神內核：你的價值，由你的行動與貢獻來定義。

因此，當華為提出“以奮斗者為本”時，它并非在輸出一種陌生的東方價值觀，而是在激活一種早已沉淀在西方員工文化血液中的古老共鳴。他們聽到的不是遙遠的口號，而是熟悉的旋律。

02

自我塑造的渴望

如果說新教倫理為“奮斗”提供了神圣的動機，那么存在主義哲學則為其賦予了現代的、個人主義的色彩。以薩特為代表的存在主義者宣稱“存在先于本質”，這意味著人沒有預設的“人性”，“人是其所不是，是其所是”，人通過自己的選擇和行動來塑造自己。

這難道不就是“奮斗”的另一種哲學表達嗎？一個“奮斗者”，正是一個拒絕安于現狀，通過持續的行動和創造，來定義自身存在價值的個體。你的職位、薪酬、地位，并非取決于你的出身或背景，而是你“做”了什么。這與華為“不看資歷看貢獻”的原則形成了完美對偶。

這種思想在美國文化中，與“美國夢”的敘事合流，演變成了我們熟知的“車庫創業”精神。從惠普到蘋果，再到谷歌，硅谷不眠的傳奇反復講述著同一個故事：憑借才華、激情和不眠不休的努力，普通人可以顛覆世界，實現非凡的自我價值。這種對個人意志與自我創造的尊崇，使得“奮斗”不僅是一種選擇，更是一種實現自由與尊嚴的路徑。

因此，當一名外籍工程師在華為的實驗室里通宵達旦，他可能不僅僅是為了獎金，更是在踐行一種深植于其文化背景的信念——我手所創，即我本身。任正非的邏輯之所以能被接受，因為它提供了一個清晰、公平的平臺，讓這種自我塑造的渴望得以安放和實現。

03

犁松思想的土壤

任正非推崇哲學，并非為了培養一群坐而論道的思想家，而是為了打造一支能打勝仗的“鐵軍”。他批評工科生“死板”，文科生“空想”，實際上是在點明一種思想上的“熵增”——缺乏開放性與多元結構的思維，最終會走向僵化和封閉。

他讓員工學習哲學，目的就是“犁松土壤”。他要的不是讓員工背誦康德或黑格爾，而是要借助哲學這把“思想的犁鏵”，打破思維定式，建立一種立體的、能夠容納矛盾和復雜性的認知框架。為什么西方員工可能“更深刻”？因為他們的教育和社會環境，本身就鼓勵批判性思維和多元視角。宗教辯論、哲學探討、社會議題的公開交鋒，早已在無形中為他們的思維“松了土”。

從這個角度看，“以奮斗者為本”不僅僅是一條薪酬原則，它更是一種組織哲學。它要求管理者和員工都要有一種動態的、非線性的思維方式。奮斗不是蠻干，而是要理解戰略、洞察變化、持續學習。這恰恰需要一種被哲學“犁松”過的、既有結構深度（理工科優勢）又具靈活性（哲學賦予）的頭腦。

04

結 論

所以，任正非的自信并非空穴來風。他看似簡單的“多勞多得”邏輯，實則巧妙地搭建了一座跨越文化鴻溝的橋梁。其橋面，是人人都能理解的普世人性——對更好生活的向往；其橋墩，則是深深植根于西方文明中的哲學傳統——從新教倫理的神圣感，到存在主義的自我創造，再到實用主義的成果導向。

華為的“以奮斗者為本”，在西方員工聽來，可能不是一種需要被“啟蒙”的新思想，而是一種對他們既有文化基因的確認和激活。任正非做的，不過是用最直白的語言，觸碰到了那個全球共通的、關于“努力與回報”的古老開關。他不是在布道，而是在點燃早已存在的引信。這或許才是一個中國企業家能夠真正影響世界的深刻洞察。